明治初期是日本全面移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的时期，英美书籍的翻译介绍盛行。到了明治中期虽然继续移植，但逐渐开始独创的研究，并在大气运动以及台风理论、破伤风血清的发现等等领域取得了为世界所瞩目的成就。明治后期日本产业发达，国力膨胀，明治初年成立的学士会院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加入了万国学士院联盟这一事件说明在科学理论研究和技术方面日本已经追赶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也表明了日本综合国力已经发生了今非昔比的巨变。

　　可以说译书是日本加速实现现代化的特殊手段，日本在"文明开化"进程的初期最大的动机就是富国强兵，所以所译大多数是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的书籍，没有深入到精神文化的本质方面。针对这种所谓"和魂洋才"的倾向，福泽谕吉在随使节团出访欧美之际，亲身体会到欧美在政治、经济、法律诸制度上的根本文化精神与日本的不同，他认为儒学的精神是绝对服从上级的，是僵化的，而欧美文化的精神强调独立和进取。他回国后担任幕府翻译官，在访欧札记《西洋事情》（1866）中说"洋籍舶来我邦日既久，其经翻译者亦不为少，然穷理、地理、兵法、航海术等诸学日开月明，助我文明之治，补武备之缺者，其益岂不大哉。虽然余窃谓独讲穷洋外文学技艺，不详其各国政治风俗如何，即得其学艺，以不反其经国之本，不啻无益于实用，却将招害亦不可知。且观各国政治风俗，莫若读其历史，然世人于其地理以下诸学，欲其速成，或读之甚稀，实可谓实学欠典"。

　　《西洋事情》是简要介绍西方文明的启蒙书，用归纳的方法把握西方文化的共同精神，并把视点放在"经国之本"——政治上，在初编第二卷就介绍翻译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学习西方的范围开始从科学技术转向政治制度。《外编》（1868年）直接翻译了19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巴顿的《政治经济学》。福泽喻吉在译语选择上很费思量，他从《康熙字典》里查到"汽"字，便用来翻译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汽车"、"汽船"；并因为惧怕"自由"容易从汉语字面上理解为无拘无束、放荡无羁，而特意加上注释。

　　1862年幕府向荷兰派遣了津田真道、西周等留学生，津田、西周学成回国后，成为日本正式学习西方人文科学的先行者。他们归国后成?"开成所"的教授，受命翻译西方政治学方面的理论书籍。西周翻译了《万国公法》（1868），津田翻译了《泰西国法论》（1868）。西周是西洋哲学的最初介绍者、传播者以及日本近代哲学的开创者，是他首先将PHILOSOPHY这个词译为性理学、希贤学、穷理学、理学，后译为哲学，至今仍为人们所沿用的哲学术语如主观、客观、理性、悟性、现象、演绎、归纳等译名，皆出于其手。

　　与福泽谕吉相呼应，以成立于1873年（明治六年）的"明六社"为中心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以机关刊物《明六杂志》为主要阵地，介绍西方近代的思想和学问，以翻译和宣传西方思想家的著述和思想为主要方式进行启蒙活动。从这个时期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译书也逐渐增加，甚至最终超过了科学技术方面的译著。当时由于急遽的的社会变化，需要大量的解说西方制度的书籍，语言成为重要问题。以前的日本知识分子以汉文为必须修养，现在汉语不得不让位给西洋语言、尤其是英语了，教授英语的英学塾非常兴旺发达。

　　西方人文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明治初年到十年（1868——1878）。此时主要是英法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天赋人权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吸收，主要思想家有穆勒、孔德、边沁、斯迈尔、孟德斯鸠的著作被翻译。英国思想家穆勒的影响尤为巨大，他的《自由论》、《议会政治论》、《经济学原理》、《功利主义》等著作等均被译成日文出版，并对日本社会的自由民权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因为刚刚从压抑人性的德川封建社会解放的人们，最容易对鼓吹万民平等、独立自主的学说产生共鸣，第二时期是明治10年代（1877——1887），启蒙思想家的活动逐渐沉寂下来，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开始得到广泛传播。同时卢梭的思想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被译成日文后，1882年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家中江兆民（1847——1901）又以《民约译解》为题，译成汉文出版。而译者中江兆民也以"东洋的卢梭"而闻名于世。由于卢梭的思想强调人民具有反抗权和革命权，等于为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明治专政政府惧怕这股英法思潮的传播会威胁自身的统治，所以将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价值取向转向了德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富兰克林的《自传》对明治时代有巨大影响。美国著名思想家富兰克林在该书中反复强调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歌颂了效率、惜时、勤俭、守信、敬业等美德和观念。1878年明治皇后翻译了富兰克林的"十二美德"，并改编为朗朗上口的诗文，在全国广为流传。

　　第三时期为明治20年代以后（1887——），以理想主义为中心的德意志近代哲学有了广泛的传播，黑格尔哲学吸引了很多日本青年。最后明治执政者出于巩固专制政权的考虑，逐渐将吸收西方文化定位为德国的国家主义学说和传统儒学道德的结合上，表现出反启蒙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色彩。

　　明治后期社会主义思潮涌起，幸德秋水、片山潜等人组织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界利彦发行了社会主义研究杂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在日本翻译出版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俄国革命的书籍，并且对中国革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综观西方人文思想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不仅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主要著作都被译成日文出版，而且日本启蒙思想家在全面系统学习各种西方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富有日本特色的理论和学说，社会影响极大。

　　翻译文学也形成了辉煌，讲谈社、新潮社等都纷纷出版面向中小学生的世界文学名著系列，启蒙、熏陶了一代日本人的文学感受性，为日本文学乃至思想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分。1889年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森鸥外出版了译诗集《于母影》，把翻译的方法严密地区分为意译、句译、韵译、调译四个方面，森鸥外、永井荷风等人都是当时的名译。

　　四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可以说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630年——894年间的遣唐使时代，当时中国正是封建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时代，而日本则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当权的新贵族富有进取心，在260年间先后向中国正式派遣了18次使团，大批的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前来中国学习，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典章制度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改革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巩固。

　　第二次高潮是在近代。如果说第一次高潮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那麽第二次高潮则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民族危机，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对当时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是一个莫大的震动和刺激。

　　甲午战争撮尔小国日本打败满清帝国，震惊了世界，也振奋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日本著名知识分子如福泽谕吉、加藤弘之、内村鉴三等人都为日本赢得一场"文明的圣战"而欢呼，执政者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人也认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标志着日本的西化成功了。但是由于俄、法、德三国联合起来，迫使日本归还辽东，使日本人顿悟文明的西方世界并无"正义"与"公理"，只有"强权"，许多欧化主义者、国粹主义者转化为国家主义者。无论是明治初期的脱亚论还是此时的兴亚论，都是轻视中国文化，重视西洋文化，希冀与西方再争长短思想的产物。

　　在这种社会趋势下，一般日本人认为汉文汉学有碍于日本对欧洲近代学科的学习，再加上从幕末时期起由于当时日本人随意使用假名文字记录发音，造成日语本身的混乱，在国学家中间掀起了国字改良运动。而由于汉字的繁杂难记，更由于简便合理的罗马字体系所代表的兰学等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国字改良论往往与汉字废止、汉学排斥论联系在一起。明治以后中国文献已经不能吸引日本翻译家的兴趣，在1896——1911年期间日译中书仅16种，而日译西书达1469种，东西失衡，一目了然。

　　另一方面中国因为甲午战败的刺激，朝野上下痛感变法图强之必要，认为引进泰西法政新学是先决条件，而在具体办法中，派遣留日学生和广译日文书成为不争之论。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都认为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学习日语三月至半年即可通达，所以当时中国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都派遣了留学生，而以日本最多。当时中国向日本学习，成为我国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重要途径。

　　中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1896年），经过选拔考试，最早的十三名中国留学生来到了日本。其中最小的13岁，全都留着辫子，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的东京教育大学），学习日语和中学程度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从此以后不但在中国掀起了留日热潮，在日本也相应地出现了一批从事留学生教育的私立学校，如弘文学院、日华学堂、成城学校、东京同文书院、实践女学校（秋瑾毕业于此）等。到1906年，在日中国留学生达到了1万人左右，并出现了象鲁迅与藤野先生那样的感人佳话。

　　翻译日文西书成为吸收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张之洞在《劝学篇· 广译》中指出："各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以译之，我取经于东洋，力省效速。……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康有为于1887年编成《日本书目志》，在序文中?" 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因此翻译日本书就是"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

　　1896年京师同文馆增设东文馆，正式着手培养译材。翌年康有为、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其翻译对象"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 。各地纷纷开设东文学堂，并重金礼聘日本教习，1900——1911年间仅有姓名可考的日本教习就有430人左右，其中不乏饱学之士。20世纪初年来华受聘充任中国各地军事、外交、法政、农业、教育等各方面顾问的日本专家也为中国翻译了相关书籍，如"修订法律馆"顾问小河滋太郎就协助中方翻译了德文《独逸监狱法》。在清末翻译人才缺乏的情况下，他们对于中国的翻译事业也有所贡献。

　　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只翻译了一册日本经济方面的书籍。而甲午战争之后，为了学习西方近代文明和文化，大量的日文书受到翻译，内容涉及哲学、法律、文学、教育、地理历史、自然科学、军事、医学等等领域。清末自然科学方面的教科书几乎全是日文译本，如《物理译解》、《分析化学》、《动物学新论》、《微分积分学纲要》等。甚至可以说近代中国人的新知识大部分是通过日本书籍得到的。

　　这个时代日本人撰写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日文学术研究著作也被大量翻译，如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铃木虎雄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宇野哲人的《中国哲学概论》、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内藤虎次郎的《先秦经籍考》等无不以客观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和广博、确凿的论证方法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很高评价。

　　十九世纪中叶先后发生了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之间在政治上处于不幸状态，但民间交往不断，在1920——1930年间的中日文化交流当中，日本是以先行者的姿态出现的，当时中国革命志士当中的很多人是通过日文书籍吸收了如法国大革命、卢梭的民约论等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学说，从而滋生了革命思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潮也是经由日本传来的，中国几乎翻译了日本这方面的所有重要著作。李达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萨孟武翻译了《马克思十二讲》，对于中国了解和传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唯物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帮助。日本的杉山荣、山川均、界利彦、河上肇等人的著作一译再译，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就曾经受到河上肇的影响和启发。

　　日本的幸德秋水认为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革命和朝鲜独立运动，才有日本的革命，所以他期待着中国革命，翻译了孙中山的《革命潮》，刊登在《平民新闻》上，还与中国革命同盟会的章炳麟、张继等人来往密切。宫崎滔天等人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革命提供了赞助，中国革命受到日本人的重要影响。

　　其中日本社科书籍的汉译对中国影响最大，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很多学术术语如近代化、工业化、生理学、封建主义、共产主义、可能性、创造性、心理作用、精神作用、紧张感、优越感、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名词都是从日本传来的。在翻译西方著作时，日本人以汉字的中国造语法来翻译、创造了许多汉语原本没有的新词语，方法上有形容词加动词，如哲学、物理；或是副词加动词，如独占、独裁、反动；还有动词加目的语，如共产、无机、总动员等等，所以中国人也好理解，以至于日本制的新词充斥于中国译本，最终成为汉语的一部分。

　　1912年中国辛亥革命成功，日本感到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的理解很重要，开始重视中国社科书籍的翻译。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书籍开始使用口语，使日本人逐渐感到阅读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明治以来日本人的汉文读解能力普遍下降。

　　一战使日本人对西方文明本质的疑虑加深，社会开始回归传统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希图从中寻求匡世救时的秘方。在此种时代背景下，日本社会对佛学的兴趣提高，所以1912年以后的日译汉书，以佛教经典为大宗。

　　中国文学的翻译也是重要一环。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此时期第一次被译成日语，如《聊斋志异》、《剪灯新话》等。规模庞大的《国译汉文大成》（1921 年），收录了数十种中国古典以及俗语文学作品，1926年出版的《支那文学大观》规模更大，专收古典戏曲和白话小说。有些日本文学大家如龙泽马琴、幸田露伴、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等有深厚的汉学修养，在翻译事业方面也发挥了不同凡响的水平。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也吸引了日本学者的兴趣。1937年七大卷本的《大鲁迅全集》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被翻译介绍的一大里程碑。日本新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们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积极从事中国文化和新文学的译介工作，短短几年时间就把数十位新文学作家如林语堂、周作人、鲁迅、沈从文、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矛盾、丁玲等人的作品译成了日文。

　　社会科学方面除了文学名著，近代中国党政要人的作品被翻译的也很多，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抗日论》等。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党人的作品也有翻译，比如周恩来的《中国共产党组织问题资料》等。还有中华民国各种重要法律规定，几乎全有日译本。有关中国社会经济产业的译书还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译者除著名学者外，多为日本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如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东亚调查局、满铁调查科、大连商业会议所等，这反映日本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注不纯是学术上的需要，更有制订国策上的参考目的，这在战争期间表现得更加明显。

　　明治维新以后，中国、日本都最重视对方的政治经济，其次日本人重视中国的文学、哲学，而中国则偏重于科学技术方面。中国翻译日本书籍是为了通过日本观察西方和世界，接受西方的知识学说；相反日本翻译中国书籍是为了发掘中国国情，为其侵略目的服务。单纯就翻译事业来看，当时日本汲汲于吸收西方文明，视中国为落伍者，翻译的整体趋势是轻中重西的，日译中书的成绩，在质和量上都比不上以东京研究社和白水社为代表的英法文著作的翻译。

　　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宣告日本近代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破产，也宣告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失败。美军单独占领了日本，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全面涌入日本，日本迎来了第二次文明开化的高潮。

　　当时在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上日本与美国有天壤之别，日本努力地摄取美国文化，而翻译事业推动了日本全面吸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进程。日本在钢铁工业、化学工业、发酵工业技术、电气通信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家用电器工业技术、机械工业技术、原子能发电技术、空间科学技术等领域努力引进欧美先进技术，并不断地进行独创的革新和开发。198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政策和方针，经过十年的奋斗，日本已经成为科技大国，在超级计算机、航空超导、软件生产、太阳能发电、新陶瓷材料、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接近甚至超过了美国的水平，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同时在美国的指导下，日本在政治、经济、教育、科学研究等领域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特别是日本吸取过去偏重自然科学，因而阻碍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的教训，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从美国引进了科学逻辑学、心理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学科。在这里仅从翻译对日本文学的影响这一角度做一个详细介绍。

　　由于战败，传统价值观破灭，日本社会普遍陷入悲观失望之中，感到自我之外的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只有自我才可信，自我的存在成为最大的和唯一的问题。于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尼采和萨特的全集、选集、专著都被译成日文出版，萨特的影响更扩展到文艺界和其他社会科学学术界。

　　战后1946年，以翻译出版《墙》单行本为契机，萨特主张"介入文学"的思想对战后日本文学产生很大影响，主要表现在日本的存在主义作家们纷纷尝试以存在主义理论来表现和反映战后社会的整体危机意识。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内容是探讨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人的存在的荒谬性和反省人的存在的价值。在批判战争的基础上，强调尊重人和人性。大江健三郎是新生一代的存在主义作家，他通过描述个人所体验的现代人面临的核危机、残疾危机、性危机来寻求日本现代社会的定势，从而形成大江式的存在主义文学。他成功地将存在主义理论日本化，并于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标志着日本文学继川端康成之后再一次走向世界。

　　同时战后中国文献的翻译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古典文学方面大部头的丛书纷纷问世，有平凡社的《中国古典文学大系》50余卷，《中国古典文学全集》30余卷，筑摩书房的《世界文学大系》收入《中国古典诗集》2卷及《中国散文选》，让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也有长足的进步，鲁迅译本多达80余种，郭沫若达50余种，老舍也有30多种，连赵树理、高玉宝、浩然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为世界翻译文学的罕见现象。大型丛书有河出书房的《现代中国文学全集》、平凡社的《中国之革命与文学》、东方书店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集》等。以《毛泽东选集》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也被翻译介绍到日本。

　　还有一批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教育、历史地理的文献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首次被翻译，中国史乘有关日本的记载纷纷被翻译，显示长期以来受皇国史观禁锢的日本史学的全面解禁，并表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历史整体的发展产生了兴趣，大多数日本译者对中国的态度和翻译的动机在战前和战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前是把中国作为"被动的""无机的"参考资料，或一种情报上的知识；而现在是作为"思想上的知识"、是"世界性的、主动的、有机的"资料，与日本本身息息相关的，是日本读者必须正视的现象，这无疑促使战后的翻译在质和量上都有很大提高。

　　综观日本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对外来文化的借鉴是日本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翻译是文化交流和文化借鉴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手段。日本主动地有选择地引进和移植中国和西方的先进文化，自觉地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并带动了新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体制的诞生，使日本社会相对稳定地步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日本型发展模式中，可以看到翻译事业对文化的贡献和作用是巨大的，翻译带来了新观念、新思想，它在人们的头脑中完成了不流血的革命，并促使人们在社会变革中去实践他们的主张，翻译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www.oral8.com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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